英国《金融时报》网站6月27日发表题为《美国正对自己打造的世界产生“买家懊悔”的感觉》的文章，作者是该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全文摘编如下：

当美国说话时，全世界都将倾听。毕竟它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大国。不只是因为其体量和财富，还因为其联盟的力量及其在建立当今秩序的体系和原则方面的核心作用。美国在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过程中曾发挥决定性作用。

如今，在遭受“买家懊悔”情绪折磨的情况下，美国已决定重起炉灶。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在4月20日的演讲中概述了美国新愿景的经济层面。随后，乔·拜登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以“复兴美国经济领导地位”为题发表了一个更为宏观、尽管是补充性的演讲。它是对以往政策的批判。它完全可以被视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式干预主义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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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利文说了些什么？这对于美国和世界可能意味着什么？

出发点在国内。因此，“不断变化的全球经济让许多美国劳动者和他们的社区落在了后面。金融危机动摇了中产阶级。疫情暴露出我们供应链的脆弱性。不断变化的气候威胁生命和生计。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凸显过度依赖的风险”。更确切地说，美国政府认为自己正面临四大挑战：工业基础的空心化；一个地缘政治和安全竞争对手的崛起；不断加速的气候危机；日益上升的不平等对民主本身的冲击。

用一个关键的语句表达，应对之策将是“为中产阶级服务的对外政策”。那么这应该意味着什么？

首先是一项“现代美国工业战略”，它将支持那些被视为“经济增长的基础”、且“从国家安全视角来看具有战略性”的行业。其次是“与我们伙伴的合作，以确保它们也将建立起能力、韧性和包容性”。第三是“超越传统的贸易协议，转向关注我们时代核心挑战的创新的国际经济伙伴关系”。包括建立多样化和有韧性的供应链，动员公共和私人投资推动“清洁能源转型”，确保“我们数字基础设施的可信、安全和开放”，制止在对企业征税上的逐底竞争，强化劳工和环境保护及打击腐败。第四是“动员数万亿美元的投资进入新兴经济体”。第五是一个“以高墙小院保护基础性技术”的方案。于是“我们已经周密地针对输往中国的最先进半导体技术出口实施了量身定制的限制”。它还包括“加强对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关键领域内的外国投资审查”。沙利文坚称，这些限制是“量身定制的举措”，而非“技术封锁”。

这确实是美国经济政策目标和手段的根本性转变。但是这种转变的深度和持久性将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新的美国共识。

这些新目标能说得通吗？它真的将会有助于让美国人和我们其他人更加富足和安全吗？

疑虑之一与体量有关。沙利文声称，“据估计未来10年中来自拜登总统议程的公共资本和私人投资总额将达到约3.5万亿美元”。这个数额充其量是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4%，远远无法带来变革性。另一个疑虑是，要想让产业政策奏效是十分困难的，尤其对于处在技术前沿的经济体而言。还有一个疑虑涉及这项新策略对于与世界其他国家、尤其（但不仅仅）是中国的关系——特别是贸易关系——将具有怎样的破坏性。

区分纯商业技术与具有安全影响的技术将十分困难。要把美国的朋友与敌人区分开来也极为困难。尤其是，要说服中国相信这并非是一场打压中国的经济战的开始将十分困难。而中国已经有很多手段应对这样的争斗。

只有当这项新策略将带来一个更加繁荣、和平、稳定的世界时，它才会奏效。如果它将带来分裂的世界、环境的崩溃或彻底的冲突，那么按我们自己的标准它将是失败的。这项新策略的始作俑者需要小心翼翼拿捏他们的新计策的执行。它可能会产生事与愿违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