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在丝绸的路上穿行》

(资料图)

许 晖 著

上海贝贝特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选取经由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12种植物——小麦、葡萄、石榴、曼陀罗、黄瓜、红蓝花、枣椰树、水仙、甘蔗、淡巴菰、大蒜、芒果，以及由中国传入西方的四种植物——桃、杏、芍药、桑，为你详细读解它们的“旅行”足迹、多样变迁以及在不同文化谱系中的象征意义；同时带你步入一幅幅中、西对照的历代名画，兼容并蓄中一睹植物在神话传说和历史现场倾情演出的无穷魅力。

>>内文选读：

葡萄：在夜光杯中变成了透明的液体

“葡萄族”，出自《植物自然类目图鉴》，伊丽莎白·唐宁绘，英国伦敦，1868年出版。

让我们再重温一下太史公在《史记·大宛列传》中的描述：“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

凿空西域的张骞虽然没有亲自向中土输入葡萄和葡萄酒，但他早已经见识过葡萄酒，甚至还极有可能品尝过。同样是《大宛列传》中的记载，张骞向汉武帝讲述大宛国的地望以及种种出产：“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这是中国的史籍中第一次出现“蒲陶酒”其名。

接着，张骞又介绍安息国：“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蒲陶酒。”大宛国位于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盆地，安息即名为帕提亚的西亚古国，位于今天的伊朗高原。

《汉书》则泛泛而言西域的且末国、难兜国、罽宾国、大宛国都种植葡萄。当然，此类记载都出自张骞之后汉使的所见所闻。

劳费尔在《中国伊朗编》一书中写道：“葡萄树是亚洲西部和埃及的一种古代的人工栽种的植物……葡萄树和葡萄酒至少在公元前三四千年在埃及就已经有了，在美索不达米亚也同样在很早的年代就为人所熟知了……中国人在历史后期从一个伊朗国家大宛得到葡萄树，那是早期中国人所完全不知道的植物。这可以使我们充分地强调说：各种各样的葡萄栽培在当时亚洲西部，包括伊朗在内，已经是普遍的现象了。”

劳费尔紧接着说：“主要应该注意的事情是：葡萄和苜蓿，以及制酒术都是中国人纯粹从亚利安族的人那里得到的；主要是伊朗族，而不是从突厥族那里学来的。”这一辨析非常重要，后面我们会讲到这一细节。

伊斯法罕四十柱宫壁画中的饮酒贵妇，17世纪，波斯萨非王朝时期。

四十柱宫位于伊朗的伊斯法罕，是一座坐落于花园中央、狭长水池尽头的宫殿，由波斯萨非王朝(1501—1736)国王阿巴斯二世建成于1647年，专为接见和宴请外宾之用。宫殿前面的巨大门廊由二十根悬铃木巨柱支撑，倒映入水池中，虚实相映，故而得名“四十柱宫”。宫内的四壁和天花板上镶满马赛克玻璃和装饰壁画，极为奢华。

16世纪开始，经伊朗北部通向印度的丝绸之路再次复苏。当时的萨非王朝（中国明朝称之为巴喇西）贸易发达，

经济繁荣，大量出口精美工艺品。王朝贵族崇尚世俗享乐，四十柱宫壁画中有很多宴饮场景，着力刻画那些美酒佳肴、衣香鬓影。这幅画描绘了一个身穿金色衣裙的波斯贵妇，斜倚靠枕，神情慵懒，一手持盏，挽着细颈酒瓶，似乎正在独酌。她身边的酒器琳琅满目，有金器，有瓷器，有玻璃器皿。她手上的细颈圆腹玻璃瓶是波斯的独特器型，瓶中是血红的葡萄酒。杨贵妃畅饮葡萄酒时不知是否也这般自在呢？

有趣的是她左手拿着一颗红石榴。虽然石榴是当时宴会上必不可少的鲜果，但这颗石榴却是作瓶塞用的，分酒后置于瓶口，倒酒时拿下来。

唐太宗贞观二年（628）九月，长安城秋高气爽，正是适合聚饮的日子。唐太宗挟两年前发动玄武门兵变得以继承皇位的喜悦，又加上这一年粮食大丰收，遂“赐酺三日”（《新唐书·太宗本纪》）。国家有喜庆之事，特赐臣民聚会饮酒称“酺（pú）”。唐太宗以国家的名义，号召官员和百姓把这三天当成狂欢节，聚会饮酒，一醉方休。不过这时人们喝的酒还不是葡萄酒，因为葡萄酒太过珍贵，不可能人人都喝得起。

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葡萄酒即传入中国，但葡萄酒的酿造方法却没有随之传入，因此导致从西域而来的葡萄酒异常珍贵。唐代大型类书《艺文类聚》引西晋张华《博物志》的记载：“西域蒲萄酒，传云可至十年。”北宋大型类书《太平御览》所引更为详细：“西域有蒲萄酒，积年不败。彼俗传云：可至十年，饮之醉，弥日不解。”西域的葡萄酒可以保存十年仍然美味可口，至少在西晋时期就已经流传着这样的传说，其中的艳羡之情宛在眼前。

葡萄酒之珍贵从一件逸事可见一斑。《艺文类聚》引西晋司马彪所著《续汉书》的记载：“敦煌张氏家传曰：扶风孟他，以蒲萄酒一升遗张让，即称凉州刺史。”《太平御览》所引则为“一斛”，还有的书中说是“一斗”。古代容量单位，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斛。张让是东汉灵帝时期的著名宦官，极受宠信，扶风郡的孟他（字伯郎）用一升（或一斗、一斛）葡萄酒贿赂张让，竟至于当上了凉州刺史的高官！一千多年之后，苏轼还为此事愤愤不平，写诗讽刺道：“将军百战竟不侯，伯郎一斗得凉州。”

中国古代关于酒的制度早在周代时就已经完备。浊酒共有五种，称作“五齐”，“齐”是度量而作的意思。“五齐”分别是：泛齐，酒色最浊，上面有浮沫，故称“泛齐”；醴齐，甜酒；盎齐，白色的酒；缇齐，丹黄色的酒；沈齐，“沈”通“沉”，酒糟和渣滓下沉的酒。

“五齐”就是所谓的浊酒，是相对清酒而言的。和蒸馏酒不同的是，浊酒是发酵后直接饮用的酒，清酒也不过是冬酿夏熟，度数当然也都没有今天的白酒高。因为是现酿，不易保存，必须酿好就喝，所以李白有诗“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压酒”即把刚刚酿好的酒的酒汁和酒糟分开。

由此可知，可以保存十年之久的葡萄酒对中国人是多么新鲜的诱惑啊！因此，在另一通诏书中，魏文帝又一次感叹道：“南方有龙眼、荔枝，宁比西国蒲陶、石蜜乎！”“石蜜”是甘蔗炼成的糖。在魏文帝的心目中，中土南方的龙眼和荔枝，远远比不上从西域而来的葡萄和石蜜。

南北朝时期，梁元帝萧绎所著《金楼子·志怪》中记载过一则十分稀奇的事：“大月氏国善为蒲萄花叶酒，或以根及汁酝之，其花似杏而绿蕊碧须，九春之时，万顷竞发，如鸾凤翼。八月中，风至，吹叶上伤裂，有似绫纨，故风为蒲萄风，亦名裂叶风也。”“风吹裂叶”这一意象过于奇特，大概是梁元帝根据传闻而附会上的自己的想象吧。

劳费尔在《中国伊朗编》一书中提出了一个疑问：“奇怪的是中国人既于汉朝就从一个伊朗国家获得了葡萄，而且也见到一般伊朗人喝酒的习惯，却迟至唐朝才从西域的一个突厥族学得制酒术。汉朝的突厥人当然不知有葡萄和酒，因为那时他们限居在现今的蒙古，那地方的土壤和气候都不适宜种葡萄。只有安居不动的生活方式才合宜种植葡萄。突厥人直到在突厥斯坦安居了下来，夺取了前人伊朗人的遗产之后，他们才认识了伊朗人所传下来的葡萄和酒。”还记得上文中我们引述过的劳费尔的话吧，他说中国的制酒术“主要是伊朗族，而不是从突厥族那里学来的”。因此他才断言：“突厥人是后来者，是篡夺者，他们对于种植葡萄的事业没有任何新贡献。”

劳费尔提到的“迟至唐朝才从西域的一个突厥族学得制酒术”这一事件发生在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北宋初学者王溥所著记述唐代各项典章制度沿革的《唐会要》一书中写道：“蒲萄酒西域有之，前世或有贡献，及破高昌，收马乳蒲萄实，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自损益造酒，酒成，凡有八色，芳香酷烈，味兼醍醐。既颁赐群臣，京中始识其味。”破高昌之年即贞观十四年，造葡萄酒之法显然得自高昌，不过，唐太宗没有死板地完全按照西域的酿制方法，而是“自损益”，在原来酿制方法的基础上重新排列组合，结果竟然酿出了八个品种的葡萄酒！

自此，葡萄酒开始成为唐朝的时尚饮料，帝国的诗人们争相在诗中吟咏：“自言我晋人，种此如种玉。酿之成美酒，令人饮不足。为君持一斗，往取凉州牧。”刘禹锡咏的就是孟他的故事。“天马常衔苜蓿花，胡人岁献葡萄酒。”李白更是将苜蓿和葡萄这两种最早输入中土的植物并列。最有名的当然就是王翰的《凉州词》了：“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